“海南医调委从业经常遭遇行政干扰 从业常陷被动”

各地医疗纠纷层出不穷，今年以来，海南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南医调委员会”)调解结束139起医疗纠纷，无一例反感。 这个去年9月由海南省总治办公室、高院、卫生厅等10个部门推动设立的第三方调解机构，为什么会发挥这样的威力？ 成功模型可以复制吗？ 日前，记者来到海南医调委员会，访问了近期备受瞩目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

医疗纠纷对63岁的秦贵弟来说，已经看习惯了，“只有这几年特别多”。

秦贵弟曾担任内科医生十多年，去年筹建海南医调委员会，被邀请担任主任。

“调停就是让嘴变酸。 医疗纠纷经过司法手续，时间长，价格贵，但患者常常是弱势群体，医疗事故举证困难，诉讼胜诉率低。 患者来调停，最想知道的是医疗事故的原因和下一步。 我们用医疗和法律的专业信息引诱他们和解，理清道理。 ”秦贵弟说。

市场运营相关人员的参加

18个县市各设有1名外聘调解人，大多是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

秦贵弟表示，海南医调委员会主要采用“政府推进、市场运营、各方参与、专项调解”模式，是海南医疗纠纷调解的主要渠道。

医调委目前的专职调解员有13人，大多是热心协调工作的退休医生、法官、检察官等。 除专职调解员外，全省18个县市各设有一名兼职调解员，多为司法系统工作人员。

由于我院10月份刚经历过“医骚”，胡金牛对调解的作用印象深刻。 “医调委介入‘医骚’后，患者刚刚进行了死者的尸检调查，并同意进入调解程序。 调停员有助于平息事态。 对医疗纠纷来说，人民调解不是万能的关键，但它是目前最好的关键”。

调解员蔡文认为，调解员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帮助患者权衡利弊。 “有患者对医调委员会决定的赔偿金额不满意，‘一个人的生命会变成2万元吗？ 我不服！ ’我们告诉他，一条生命的价值不是两万元，而是无价的。 但是，如果是你的案子，在法院起诉可能一分钱也没得到。 诉讼费用、律师费等也将支付。 “他有时会直接把患者拉到医调委员会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指着挂在墙上的法律条文直接解释。

目前，医调委员会为海南省农垦总医院调解了18起医疗纠纷，调解成功16起。

所需费用财政补助金

专家是公益性的，匿名参与医疗纠纷的鉴定判断

办公室外走廊挂满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相关的法规条文，而医疗调解委员会最关注的是挂在会议室墙上的“海南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专家库”。

据调查，医疗调查委员会的专家银行已经包括575名医学专家、75名法学专家和25名保险专家。 据秦贵弟介绍，进入调解手续后，医调委员会从专家银行抽取2名医学专家、2名法学专家、1名保险专家组成鉴定判断小组，对医疗纠纷事故进行“定性、定责、定损”，让医务人员双方签订和解协议。

有专家拒绝参加吗？ 秦贵弟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说明了这是公益性的，专家断定鉴定费为每人200元/次。 并保证不向医务人员双方透露专家的姓名及其所属医疗机构。 ”

朱先生的父亲10月因大肠癌手术后的大出血在海口的一家医院去世。 他告诉记者，当初来医调委员会是因为听说这里有专家仓库，“想弄清楚父亲的死因”。 经医调委员会调解，朱先生接受了院方的赔偿方案。

医调委工作人员表示，医调委办公室租金、专家鉴定判断费由财政部门补助，患者方面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购买海南省医疗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可以委托医调委员会调解。 目前全省有219家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缴纳保险费2037.38万元。 医调委从医责保险费中提取10%，用于支付员工的工资和日常事务支出等，2%用于推进防灾减灾。

“有人怀疑我们是不是故意提高赔偿金以谋取利益。 但是，我们的经费是来自保险费的定额佣金，与赔偿金的多寡无关。 ”据秦贵弟介绍，医调委员会对鉴定专家、调解员接受贿赂的行为作出了处罚或取消资格的规定。

“100万―200万元的很常见，最高的索赔为800万元。 我们必须严格执行既定的调解程序，不能给患者一种通过医调委员会可以拿到很多钱的错觉。 ”据介绍，截至11月30日，医调委受理医疗责任保险项目医疗纠纷187例，患者方索赔金额4900多万元，配合该医疗机构赔偿金额510多万元，平均结案时间9天。

此外，医调委员会建立了答复访问机制。 目前，调解方案中患者方面的满意度达到95%，从医疗中介终止的139起，没有一例反感。

医疗权利保护仍然存在难题

地方政府行政干扰严重，调解工作被动

今年5月，医调委员会设立了法律援助事务所。 省司法援助中心和办事处不定期将有关医疗纠纷的法律援助援助援助工作者转发给医调委员会。

医调委副主任张辉广退休前在海南省法律界人士厅工作，持有律师执照，目前在职工站服务。 他说:“法律援助和调解相结合是有好处的，老百姓不知道如何通过司法途径处理医疗纠纷，来医调委，愿意调解的可以调解，不接受调解的可以求助于法律援助。” 目前，医调委员会参与调解的医疗纠纷案件中，被拉入诉讼的有8例。

但是，机制不断完善，而且医调委员会的工作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

梁彩红调解员表示，“行政干扰”是目前医调委员会工作中的一大障碍。 “一些地方政府对第三方调解机制的认识还不够。 多数情况下，为了尽快平息事态，不按照医调程序，单方面答应患者方面的无理要求，使调解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另外，医疗机构对医疗责任保险认识不足，等同于普通保险，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

张辉广说:“行政机关要参与调解，就必须改变以往被大包小包占据的状况，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医疗纠纷的调解。” 然后说:“很多医务人员法律观念淡薄，不承认自己主观疏忽，不按规章制度诊疗，结果出了事后悔莫及。 因此，必须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一般法律。 ”

秦贵弟说，不仅要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还要大力推进“医骚”。 医院发生的抢劫行为，以及医院设立灵堂、拒绝移动尸体、拉上横幅等影响医务人员的行为，公安机关都要介入，尽快认真解决。 “否则，患者方面认为通过‘医骚’获得高额赔偿金，采取‘医骚’方法比走其他调解和法律道路更有特点，医疗维权逐渐走向暴力化、普遍化。 ’秦贵弟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