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新波：医改要树立中国特色的慢病防控体系”

日前，在第五届中国慢性病管理大会上，慢性病防控是围绕医学模式转变的系统工程，需要关口向前推进。 过去，中国的卫生政策和医疗界关注疾病治疗，而忽视了疾病预防。

2009年，国务院公布的新医改方案中，提出建立疾病防控、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神卫生、应急预案、采血供血、卫生监督和计划生育等专业公共卫生服务互联网。

“但是，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以预防为主，但在实际的医疗服务中并不贯彻。 ”廖新波表示，慢性病防控不仅仅是医疗人员和医疗系统的事件，更是从上至下的自上而下的过程。 医改所有问题都是以建立中国特色慢性病防控医疗体系为中心，在慢性病管理的全过程中实现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医患劳动价值回归、尊重生命理念回归三个方面。

慢性疾病的防控没有放在主要位置

廖新波表示，医改5年来，国家财政在医疗卫生累计方面投入较多资金，但放眼国际，医疗卫生投入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依然很低。 中国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2009年的4.4%上升到了去年的5.7%。 与国外相比，2000年，美国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20.5%，1998年，德国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18.89%。

从投入来看，中国没有把慢性疾病的防控放在主要位置。 廖新波表示，仅有8%的公众卫生机构投入，40%的城市医院、13%的县医院、3%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的卫生院、2%的卫生行政管理机构、10%的门诊设施、10%的药品零售机构和其他

廖新波表示，60%的死亡与慢性病有关，70%的慢性病可以通过预防控制。 那么，在有限的资源下，如何合理采用公共卫生资金呢？

公共卫生资金分配的优先顺序有四个黄金基准。 一是安全有效，投入的疾病负担大，社会有诉求。 二是符合社会伦理和公平标准；三是具有价格效应和价格效应；四是经济上和组织上可行。

另外，公立医院是以疾病为中心的模式，以经济为中心发生了过剩医疗等现象。 廖新波认为，中国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如果公立医院以防控为中心，尽量不让公众生病。

政府的责任不明

3月25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公共产品”，必须大力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但现实情况是，公立医院的基本医疗、慢性病防控存在过度市场化的问题。 各级医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形成各自独立、相互竞争的格局，造成医疗行为扭曲，淡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损害医疗服务体系制度的运行效率。

“导致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投入不足。 》以年广州、深圳、香港三个城市的收支情况为例，广州、深圳、香港三个城市的gdp分别为10604.48亿元、9510.91亿元和17841亿港币。 3个城市的医疗预算支出分别为21.5亿元、43.41亿元和540亿港币，3个城市的教育和医疗预算支出占税收的比例分别为1.33%、5.48%、44.92%。

“内地财政对教育医疗的投入情况至此明确。 出于这些原因，公立医院被迫市场化，最终扭曲了公益性。 ”

问题的核心还在于政府责任不明，理论模糊，补偿机制未能长时间制定，监管机制未建立，缺乏第三方判断。

营造尊重生命的气氛

这就需要从制度和社会上形成对生命的尊重氛围，确定政府和社会各自的责任。 如果中国落实好政府的责任，让市场做该做的事情。 那么，慢性病的防控一定会有序进行。

廖新波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改进。 一是了解医疗服务的属性。 基本医疗不是医疗服务产业。 不能“薄利多销”。 因为“薄利”经常会导致偷工减料、窥探知识、亵渎生命。

二是完善的监管体制和医疗服务体系制度。 领域组织自律和自治体系必须构建绝对的专业监督权威。

三是改革医生的薪酬体系和支付体系。 过度谴责医院和医生的医疗行为，会伤害领域的自尊心，从根本上说是懒惰的政治。 要从根源上和法律上加强力量，保障医生的权益。

四、加强医学科普教育，增强全民健康素养，形成尊重生命、尊重医生的社会风气。

是规范五媒体广告的普及，禁止医疗广告。